陶怡知道了曾经的恩人就是现在“四分钱”事件的制造者，同时也了解了冯宁走投无路的现状。就在冯宁准备离去时，陶怡叫住了他。河口工业园区在接到市委的文件后，无奈停止了“四分钱”的奖励制度，工效立即下降。许多干部不理解这一决定去找余涛。陶怡把冯宁带回了自己住的地方，请求房东老太太也租一间房子给冯宁。面对下降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工效，余涛去市委找宋梓南理论。
余涛的话引起了宋梓南的高度重视，他找来唐惠年，让其帮助写一份内参上报中央。还在北京等待通讯部批复程控电话设备的周副市长接到市委让其速回特区的电话，向正在特区视察的首长当面汇报。首长视察后做出了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的特区工作准则以及针对通讯问题的专门批示，特区的通讯问题在政策上终于得以解决。陶怡带着冯宁到中英街进货，并利用冯宁的退伍军人身份顺利的把一批货物混过关。
经过雷伴武耐心的解释，外商终于理解了特区的难处，双方就通讯设备一事达成共识。特区终于告别了老式的人工接转摇把式电话，开始了程控电话时代;余涛的奖励制度也终获批示，工业园的工效全面飘红。
然而宋梓南却在这过程中意识到了另一种危机，他跟余涛提出，应该由全国人大来制定一份明确的适用于全国的特区法规，余涛表示赞同。特区准备从国湖区着手开始进一步深化改革，可四亿元的启动资金却难倒了市委领导，为此宋梓南给了周副市长一个字——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