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水质原因，来基地参加试验的数千人在拉肚子。张爱萍立即下令，紧急从外地调来一车皮大蒜为大家治病。
十级大风中，四名同志在爆心铁塔上已经饿着肚子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张蕴钰、张志善派人冒着危险上塔去送馒头。
与此同时，那支7人小分队也在同暴风搏斗着，几乎半年的时间，他们徒步巡逻了8000里，每人磨烂了7双鞋，面对着高温、干渴、风沙、蚊虫叮咬、死亡的威胁，经历过说不尽的艰辛。
这场大风阻断了邮路。一周后，邮车再次来到罗布泊试验场场区。丁健飞收到了三封电报，电文分别是：“父病危速回”、“父病故速回”、“父已安葬勿回。”拿着电报，他痛哭不已。
中央同意早试的方案后，张爱萍立即召集会议，规定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密语为：零时。
核基地的工程都已完工，9月25日进入待命状态。10月初，开始进行原子弹的整体装配。核试验的时间一天天临近。
张爱萍等在听取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确定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这时，朱光亚提出了铀球装入原子弹后的临界安全问题。刘杰立刻去找周光召，要他计算论证。此时离“零时”仅剩下40多个小时。
经周光召等人的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自发裂变的概率小于万分之一。第二天一早，论证报告就送到了周恩来面前。
16日凌晨，指挥部下达投篮命令，技术人员把铀球从弹体预留孔装进弹体中心部位。之后，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到基地的每一位科学家、甚至每一个战士，都在等待那最后的一刻……随着坐镇指挥的张震寰下达了最后一个口令，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从这一刻起，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颇有戏剧的是，就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赫鲁晓夫下台了。
对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毛泽东感慨地说：“历史将证明，这件事我们做对了!”
为加强氢弹理论的攻关力量，二机部决定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黄祖洽、于敏等31人调到核武器研究院，将两支队伍汇聚一起，迅速投入氢弹的研制。但起步十分艰难，他们所掌握的关于氢弹的资料，仅仅是一条与氢弹有关的信息，他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氢弹的理论攻关。
与此同时，赵九章向周恩来提出卫星工程重新上马的建议。钱学森提出：第一颗人造卫星不必搞更多的科学探测，只要放上去，能转起来，听得着，看得见，就行。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虽然爆炸了，可西方认为我们是有弹没枪。周恩来要求尽早安排两弹结合试验，真正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东风二号甲”导弹即将试射时，弹体突然出了一些问题。见作试部王部长不同意发射，钱学森和李福泽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发射单上签了字。
